从中华传统智慧视角透视我国“双碳”变革

中华文明充满智慧与哲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更是对当今世界解决气候变化等人类发展重大议题有着重要指导价值与启示作用。古人做事情非常重视“天时地利人和”。古人作战时，非常重视自然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和人心向背。一个人想要做好一件事（如创业、做生意等），除了自身意愿与主观因素外，还要充分考虑自然条件、相关方、时机选择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样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以下简称“双碳”变革）过程中，如何认识“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中华传统智慧的价值和作用？是不是在“摩尔定律”“光速传播”“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数据信息时代，中华传统智慧的价值和作用就应该被弱化？笔者出于探究现实问题新出路的好奇，尝试从中华传统智慧中找到些线索与启示。

（来源：微信公众号“先思录” ID:foresight-thinking 作者：尹明）

一、“双碳”变革本身就包含丰富的“天时地利人和”因素

应对气候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包含时间、空间和人等要素的复杂过程。应对气候变化行动通过调整和改变人类社会自身的行为，减少对生态和大自然的破坏，这个过程本身就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以及从时间维度（分为两类，包括以同一时间截面为标志的绝对时间维度、以不同发展阶段为标志的相对时间维度）、地理空间维度（分为两类，包括以现实地理空间纽带为特征的物理地理空间，以意识形态相似为特征的意识地理空间）上对人、企业、国家及其他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重新定义、评估和调整。

当前，全球碳减排大势已经形成，围绕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规则正在建立，欧盟提出“European Green Deal”，拟通过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影响国际贸易格局与规则。美国现政府也正在重塑气候变化“斗士”形象，参与国际碳规则制定。

对我国而言，“双碳”变革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应有之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率的必然选择。

在时间尺度上，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立足当前和现实条件，系统谋划，扎实推进，也要着眼长远，将减污降碳与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形成新发展动能、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国内空间上，处理好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东部发达地区要实现青山绿水、民生幸福，西部地区也要通过“双碳”变革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和民生的协同发展，共享祖国发展成果。

在国际空间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顺应国际碳减排大势，扎实做好自身的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作，树立减排良好国际形象，积极参与全球碳排放国际规则制定，重视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碳机制衔接，防范和反对国际碳规则被滥用于阻碍、破坏我国正常发展，维护国家利益。

“双碳”变革本身就含有丰富的“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包括：近中远期的“双碳”变革的主要工作；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双碳”变革的主要矛盾；国际上，与不同国家或经济体在不同时期的关系、主要矛盾等。因此，我国的“双碳”变革不但不应该忽略，反而应该更加重视“天时地利人和”。

“双碳”变革是逆水行舟，说明了其在突破旧模式、打破旧利益格局方面会遇到巨大阻力，这些阻力多是来自于内部。而“双碳”变革要重视“天时地利人和”，说明其在方案设计、路径选择和时机把握上，要充分考虑各种外部条件和因素的影响。

我们在开展“双碳”变革过程中，在推进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双碳”工作时，应重视分析其所蕴含的“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借助科技发展、市场发展与国际发展的大势，多做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因时而动、顺应民心之举。

对内，把握好重大战略与政策的启动、调整、退出的时机，避免出台不切实际、脱离国情与发展阶段、以局部获利破坏整体发展的政策与目标，避免出现急功近利、事倍功半的情况，将“双碳”变革有效融入到国内大循环建设工作之中，促进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调发展。

对外，开展“双碳”变革，倒逼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定位，借助国内大循环和国内消费大市场作用，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聚集，不断增强我国创新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我国在供给、消费两端对全球市场的贡献，确保我国具有与自身体量相匹配的国际发展空间。

总之，我国“双碳”变革是一场包含近中远期战略、地理空间布局、各种生产关系调整、生活习惯改变以及国际关系重构的复杂过程，机遇与挑战并存。如果能做到主观与客观结合、近期与远期结合、局部与整体结合，在合适的时期、合适的地方做适合的事，将有助于这场变革平稳致远，确保经济社会体系调整到位高效。

二、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应重视“天时地利人和”

我国八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有关，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在于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当前，我国煤炭、油气、电力等能源条块分割明显，更多采用的是“竖井”式、“胡同”式的发展思路与方案，同时，各大能源央企、国企纷纷编制各自的“双碳”方案，逐渐形成了“煤双碳”“油气双碳”“电双碳”等行业甚至企业“双碳”目标和方案。“你十年达峰，我七年达峰；你二十年中和，我十五年中和”，攀比哗众的成分渐多。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苗头。

即使这些方案是可行的，我们还要注意，一家企业的成功，不能代表整个行业的成功；一个行业的成功，不能代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成功。同样，一个省份的实现“双碳”目标，并不能代表全国目标的成功。道理很简单，我们需要的是国家整体实现“双碳”目标。

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又将很多原本分散在相关行业的不同企业链接起来，事实上形成了由横向能源品种维度和纵向价值实现维度（即能源转化与利用）相互链接的“大能源”体系。

我们知道，煤炭、油气和电力等能源形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替代、互补关系的，而这种关系的转化大多是以“电气化”为枢纽得以实现，如交通电气化可以影响成品油的消费、电采暖可以影响天然气或煤炭的消费等。电气化、电能替代就是“大能源”体系已经事实上存在了的很好证明。同时，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时代向数字信息时代转向，电力系统是数字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之基础设施”，这也说明“大能源”体系的核心是电气化，价值实现路径主要是电能替代。

从能源动力角度而言，新型能源体系就是“大能源”体系，而“大能源”体系就是一个包含丰富的“天时地利人和”因素的复杂系统。脱离开这些因素，新型能源体系或“大能源”体系将变得苍白无力，也将成为没有灵魂的空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

不同类型能源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的实现，是受到技术发展、资源禀赋、消费偏好、综合成本、存量资产、地理位置等外部多因素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过程中，需要重视“天时地利人和”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天时地利人和”对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哪些具体要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