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我国国情的电力交易和调度体系

“中国电力圆桌·电改沙龙”简介

为深入探索电力体制改革的进展、问题和对策建议，特在“中国电力圆桌”下设“电改沙龙”，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分专题探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思路和建议。“中国电力圆桌”（中国电力可持续发展高级圆桌会议）是中国电力改革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高端对话机制和沟通平台，由中国能源研究会主办、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承办。

2020年11月27日下午，中国电力圆桌·电改沙龙第一期成功举办,沙龙的主题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电力交易和调度体系”。中国电力圆桌成员、中国能源研究会特邀副理事长韩水主持了本期沙龙。沙龙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袁东明、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马莉、中国社科院工经所能源研究室主任朱彤、国家电投正高级经济师王冬容、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陈皓勇、西南电力设计院原副总工程师吴安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冯永晟、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高级顾问王万兴、能源基金会清洁电力项目主管袁静、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卫斌等十余人参加了本期电改沙龙。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电力圆桌” 作者：中国电力圆桌）

国网能源研究院马莉副总工程师、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平泽宇分别以“我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探讨”和“欧洲统一电力市场交易与调度体系”为题目，进行了引导性发言。随后，与会沙龙成员围绕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的现状和问题、电力市场体系的目标和路径、电力市场建设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最后，韩水特邀副理事长进行了总结发言。下面是沙龙讨论要点的总结。

一、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马莉认为，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现状可归纳为五点：一是电力市场交易体系逐步健全；二是市场开放度和活跃度显著提升；三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逐步显现；四是市场机制助力清洁能源消纳水平持续提升；五是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健康发育。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卫斌表示，整体上来看，电力市场建设初见成效，市场化交易规模逐步扩大。

关于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的问题，马莉指出，目前现货试点试运行存在的省间与省内交易统筹、计划与市场统筹、中长期与现货统筹、新能源参与市场、容量成本回收、市场信息披露、技术系统不完善等主要问题。马莉认为，我国电力市场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省市场如何过渡到全国市场；二是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三是如何设计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碳达峰的市场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冯永晟认为，现在电力市场建设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市场中夹杂了很多被计划扭曲的部分，而且市场设计过于复杂，导致难以解释价格信号的经济含义，从而无法让各省的价格发挥引导省内、省间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中国社科院工经所能源研究室主任朱彤也表示，国内的现货试点很多问题实际上出在没有完全贯彻市场化的逻辑，很多规则的出台明显是利益平衡的结果，由此又导致了新的问题的出现。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陈皓勇认为，什么样的市场是真正的市场主要从电价和调度两个方面来判断。从电价的角度讲，价格真正的放开体现在供需决定价格，价格引导供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调度的角度讲，是否是真正的市场主要体现在调度到底多大程度执行了交易计划。而这两方面距离真正的市场还有较大的差距。

西南电力设计院原副总工程师吴安平认为，目前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市场建设不协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指出，没有进行好体制改革，没有形成良好的市场条件和氛围，保证市场的公平性、竞争性，电力市场的建设和细致的设计最终就难以实现。

国家电投正高级经济师王冬容认为，在电力市场推进和市场培育的过程中，除了政府方面的“放管服”，更应该进一步放开的是调度体系。王冬容举了一个在调研中了解到的例子：在黔西南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云南和广西交界地），发7000小时以上的是10万千瓦的本地小机组，发4000小时的是30万千瓦的本地接贵州省网的机组，发2000小时的是66万千瓦的旁边云南的超超临界机组，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就是由于它们属于不同的调度管辖。王冬容指出，它们之间其实有很强的市场交换的需求，但是被调度从属权牢牢地限制住了，发电和用户与调度之间的关系到了需要全行业深思的时候了。

能源基金会清洁电力项目主管袁静认为，我国电力市场建设和外国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我国还同时进行着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改革，我国的市场不是一个完备的市场，经济也不像外国那样高度市场化。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我们在市场建设过程中可以有很多创新，通过新的方法和思路来解决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

二、我国电力市场体系的目标和路径

关于我国电力市场体系，马莉认为，远期的目标是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近期以省间、省内市场“统一市场、两级运作”起步，主要开展中长期、现货电能交易和辅助服务交易，建立容量成本回收机制。中期市场过渡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省间统一市场模式。全国形成多个子市场，子市场内部统一优化，统一开展中长期、日前、日内、实时平衡等交易；各子市场之间主要开展中长期双边交易。这一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电网结构，其不足主要在于技术要求更高，且需要对电网调度管理体制进行较大调整。

第二种模式省间联合市场模式。这种模式类似于欧洲的情况。全国各省中长期、日前（日内）现货市场之间进行联合出清；省市场仍负责实时平衡市场组织。这一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日前出清计算较为简单，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各省（控制区）内部的电网阻塞，市场出清结果的执行存在困难。

马莉认为，我国中期电力市场可采取两种模式的混合方式，兼顾我国的电网结构和省内阻塞情况，逐步形成省间和省内市场“统一申报、两级出清”模式，并随着融合程度的加深进一步过渡到“统一申报、统一出清”模式，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王冬容强调，市场建设应该重视由下而上的市场发育，重视放开。近期，要尽可能培育市场土壤，更进一步培育底层市场。当底层的市场氛围越来越浓时，它们自然就会有不断扩大交易面的需求。欧洲和美国都遵循了这种最基本的逻辑。所以只要放手发动了省级以及省级以下的市场，后续省间的交易是自然产生出来的，可能不一定是事先规划的行政区划的划分。

此外，王冬容指出，国际上有明显的市场在买方（电力受入地区）发育出来的规律，我国的市场建设也应重视这个规律。他认为，如果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全国统一市场”，市场的发源应该在东部，然后中西部的市场主体加入东部的市场，即东部的市场不断扩围，最终演变成全国市场；而这是一个市场自然发育的过程，不是规划的结果。

关于电力市场体系，陈皓勇认为，电力市场最优的规模应该通过市场仿真或者随机生产模拟的技术来确定，经过成本效益分析，而不是一个“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概念引导的。陈皓勇指出，目前我国其实没有那么大规模的实时潮流交换，以区域市场为主体，有一些区域之间的功率交换就可以满足电力交易的需求，没有必要人为地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陈皓勇认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最后可能只能在金融交易层面成立，前提是必须把物理交易做扎实以后，而这应该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吴安平对“全国统一市场”中“统一”的含义提出疑问并进行了分析，认为需要更清晰地界定它的含义。吴安平指出，全国统一市场一定要有物理网络支撑，我们不可能也是没有必要建设一个没有阻塞的全国统一电网；可以用“全国电力市场”来替代“全国统一市场”这个名字，或者需要对其含义进行界定。这里所说的“统一”有一定的限制，不能按省内统一市场那样来理解，可能主要指的是基本的原则统一，还有跨省区交易规则的统一等。

林卫斌认为，目前我国以省为单位建设电力市场，这样做积极的一面是调动了各省的积极性，电力市场建设跨出了关键一步，但问题是一省一个市场容易加剧省间壁垒，不利于跨省区的资源优化配置，不符合经济规律和电力系统运行的规律。林卫斌指出，应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和潮流的情况，促进省级市场融合，探索区域电力市场和全国电力市场。

关于市场模式的选择，冯永晟认为，省内电力市场没有必要选择太复杂的市场模式，建议采用最简单的全电力库模式，系统安全的情况都交由调度系统处理。冯永晟表示，全电力库模式虽然有明显的缺陷，不够精确，不是最理想的市场模式，但是它契合我们对市场的理解能力，也便于跨省跨区的耦合和一体化。其他与会专家也表示，电力市场的机制和设计在起步阶段不应太过复杂，应该简单且便于操作，随着市场的成熟再逐步完善。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高级顾问王万兴指出，改革应该是问题的导向的，市场建设、市场架构和规则的设计要围绕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并且是一个逐渐改进完善的过程。关于交易和调度，王万兴认为，总体上来说，我国的交易机构在逐步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调度本身还是在电网的范畴之内，有没有可能把不涉及电网安全运行核心内容的部分独立出来，值得深入的探讨。此外，王万兴指出，在市场化建设的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我们还需要关注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角色地位，如何确定利益沟通协调的方式。

中国能源研究会特邀副理事长韩水认为，我国的电力市场还是要有中国特色，应该认真研究我国和外国的不同和差距，用电力市场的模式解决我们这些突出的问题，而不是照搬国外的经验。韩水强调，当务之急应该是稳扎稳打地总结好前面做的市场建设试点的经验和教训，思考目前的建设情况是否符合9号文件的精神，是否符合我们建设电力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初衷。

三、电力市场建设与可再生能源发展

在讨论过程中，与会专家还围绕电力市场建设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朱彤认为，随着低碳转型大力推进，波动性风、光电越来越多，交易规则和调度规则对电力系统灵活性和稳定性的影响是否更加重要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欧洲针对能源转型，为了提高灵活性，同时不影响稳定性，修改了一些交易的规则，规则和制度的改变的成本很低，但效果很明显。朱彤表示，提高系统灵活性应该优先考虑低成本的边际改进，改进电力系统，改进电力交易的制度，以提高灵活性的做法。过分关注储能等直接但高成本的方法，不符合经济规律和发展阶段特征，人为地增加了能源转型的成本。

朱彤指出，可再生能源进入现货市场本身没有障碍，如果实现了市场化，在现货市场按边际成本竞价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在交易之后会有可再生能源附加或者补贴。而国内不让进入市场，同时限定一个很低的保障小时数反而是不合适的。至于波动性的问题，欧洲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风、光电带来的波动性是电力系统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提高系统灵活性，包括利用需求侧的资源、优化区域电力系统（互联线路）、提高发电灵活性等。

冯永晟指出，从“十四五”开始，可再生能源进入市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一方面会倒逼市场建设提速，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市场框架下探索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的针对性机制。

马莉认为，在电力市场建设过程中，可通过设计新能源参与市场、辅助服务市场、容量成本回收机制、需求侧资源参与市场等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和碳达峰。

吴安平认为，实现能源转型、碳中和的目标，可再生能源在配电网消纳非常重要，有源配电网内的微平衡交易市场的建设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在市场体系中，有源配电网的交易市场可能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